明末清初，形成了有识之士相对集中于医药学的时期。安国药业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个阶段大体从明朝泰昌元年（1620）一直延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历经310余年。这个时期，安国药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况。药市规模达到全国之最，药材加工有了突破性进展，药材种植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药业体系，安国也因此赢得了“天下第一药市”的赞誉。
清朝初期，安国药市规模越来越大，参加交易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药材的集散地。各地药商云集于此，整个安国“街市喧阗，药气熏天”，原来一年一次的庙会已不能适应这种交易的需要了，于是发展到每年两会。一年两次庙会大致形成于清朝康熙末年或雍正初年，雍正己酉（1729）进士刁显祖所作《祁阳赋》中有云∶“年年两会，冬初春季，百货辐辏，商贾云集，药材极海山之产，布帛尽东南之美，皮服来岛夷而贩口西，名驹竭秦晋而空冀北。”据乾隆二十年（1755）修《祁州志》记载，当时安国药市已是“每年清明及十月十五日，商贾辐辏，交易月余，盖大江以北发兑药材之总汇云”。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修皮王神阁碑记》载：“祁州南关药会，天下驰名久矣……”说明当时药市、药会已达到全国性的规模。
到道光年间（1821～1850），安国药市发展到鼎盛，药材业成为安国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带动了其他各业的发展。会期亦发展到“春五秋七”，即春庙五个月，秋庙七个月，全年不断。春庙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为正期，秋庙以农历十月十五日为正期。这两天前后为药材交易的高峰期。这时，药王庙前和主要街道以及药店、客栈、娱乐场所悬灯结彩，热闹非凡。国内各主要中药产地的药商、中成药生产者及国外一些客商，不只是在庙会正期赶来参加交易，相当一部分药商或代表还常驻安国，随时买卖。各地通过水陆运来安国的药材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全，此外还有不少中成药及进口药品在此交流，市场购销两旺。
安国药材商业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是“十三帮”“五大会”的出现和招待客商、管理市场的机构“安客堂”的建立。全国各地来安国的客商由于地区和药材种类的不同逐渐组成了“帮”。“帮”是一个松散的区域性管理组织，也是个垄断式的经营组织，建立目的是保护本区域内药商的利益，便于和其他地区竞争。关于“十三帮”的形成，据药王庙中一块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的《重修药王庙碑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怀庆一带的药商鉴于“庙颓墙倾”，集资对药王庙进行了一次修葺，碑文中虽未提到“帮”字，但说明怀庆地区的商人已经组织起来进行共同活动，这实际上是“帮”的雏形。到道光年间，“帮”逐渐形成。
据药王庙内同治四年（1865）立的《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载∶“凡客商载货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为帮，各省共得十三帮。”碑文中记载的十三帮是：京通卫帮、关东帮、山东帮、山西帮、陕西帮、古北口帮、西北口帮、宁波帮、彰武帮、怀帮、广帮、江西帮、毫州帮。各帮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帮数也由少到多，直到 1937年“七七事变”前还有新的帮会成立。
在十三帮形成的同时， 安国本地药商及为药市服务的行业相继组成了“五大会”，即南大会、北大会、皮货估衣会、银钱号会和杂货会。随着帮会的形成和药市的发展，客商及货品日益增多，商人之间时有纠纷发生。为此，当地富有声望的绅士和药商便协商成立了一个招待客商和解决市场有关问题的组织，名曰“安客堂”。这个组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才改成商会。十三帮、五大会的形成，促进了安国药材商业极大发展。
1906年4月至1912年12月，京汉、津浦两条铁路先后筑成，均距安国较近，为发展安国的药材交流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参加交易的地域东至沿海，西达新疆、甘陕，南至两广、台湾，北到东三省、乌兰巴托。俄国、印度、日本、越南、朝鲜等地的药商也不辞万里，前来购销。市场上的药材，不仅有全国各地的地道药材，还有不少外国产品，如印度的牛黄，印尼的血竭、珍珠，越南的犀角，苏联的鹿茸，朝鲜的人参，以及来自大西洋的龙涎香，非洲的广角，美国的花旗参，日本的梅花片等，可谓“集全国之大成，萃海外之名贵”。
为适应药材交流的需要，安国药市相继发展起100多家钱庄、银号，为金融周转提供了极大方便。各种为药市服务的行业如行栈、下处、加工坊、刀坊、运输、饮食、娱乐等也相继兴起。据安国档案馆所藏历史调查资料记载，每届庙会的药商和其他商贩以及经纪人、工人、服务行业人员等达四五万人。
安国药业一直到1921年，盛况才有所下降。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中药事业不断遭到破坏、摧残和掠夺。1921年，军阀曹锟督直隶时，其弟曹锐任省长。他们企图将庙会迁往保定，遭到药商反对，曹锟便下令禁止安国开庙，但人民不买他的账。于是，曹锐变换手法，在安国设立了牙纪局，征收药材出境税，以此钳制药商，中饱私囊。
1927年初，冯玉祥西北军韩复榘部进驻安国，筹划粮饷，数月后向东转进，留下秘书长张绍堂为安国牙纪局局长，征收赋税补充军饷。由于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猛增，张绍堂的牙纪局月征收各种税款竞达8万银元之多。沉重的经济负担激起了安国人民的反抗。4月，安国商民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组织起来进行抗捐抗税的斗争，派出代表到保定、北京请愿，千余人游行示威，高呼“恢复市场，要求贸易自由”“反对苛捐杂税，打倒牙纪局”等口号，示威人群冲进牙纪局，驱逐办事人员，捣毁了牙纪局。当局被迫将牙纪局取消，但又规定安国每年必须上缴36000元的税款。经过这场风波后，一些外地药商便开始向他地转移。
尽管如此，安国药市仍然发挥着全国药材集散中心的作用。就以曹锐设立牙纪局的1921年为例，牙纪局按成交额的 2%收取所谓出境税就达 40万两白银，合银元533333元（至安国解放前货币均以银元为单位），由此推算，这批出境药材的交易额应是26666650元。据安国档案馆历史调查资料统计，1927年庙会期间，到安国来的十三帮商户有2218户，13281人，资金共达 11270万元，本地药商450户，5100人，共有资金1575万元。
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郑合成到安国进行调查，对当时贸易额的估计是：“若谓安国药市的贸易额，每年在五百万至一千万元之间，当无错误。以一个普通的农村社会商业上竟能有如此巨额的贸易（药材以外的商务活动尚未计算在内），地方经济上当然显得特殊。安国现在有此巨大的贸易额，可见它在过去的贸易额却更巨大。"
1936年，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国著名生药学家赵燏黄在调查安国药市后写道：“（安国）为从来南北药材集散地之一大市场，而尤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西藏、四川之松潘，以及满蒙产品，最为完备。其产品之出于四川及长江流域各省者，则由平汉及津浦两路而达，出于闽、广、滇、黔等省者，则由水路经天津而达，故祁州之药材，实可称全国药材总汇之地，药商辐辏之区也……祁州之南关，药市喧阗，药气熏天，熙来攘往”。这可说是对当时安国药市繁荣景况很好的概括。
安国药材商业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华北地区的作用尤为明显。过去，天津、北京及其周围广大地区人民的用药，主要靠安国药市供应。薛愚主编《中药学史料》写道∶“天津是华北的一个工商城市，广大市民所需的中药以及附近郊区、县甚至华北、东北的县镇药店的小量批发及零售，均仰给于天津药材的供应，而天津市的药材又依赖于祁州，祁州药材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首都，从15世纪初就有了中药店，到清初又出现了著名的同仁堂等药店。北京的中成药原料和生熟药主要靠祁州供给。安国药材集散地的形成，还为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为中药鉴定、药材经营培养了大批人才。
安国药材商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药市进行药物交流，围绕药市这个中心环节展开多方面的药材商业活动。那么，安国药市是怎样形成的呢？除了有药王庙这个客观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内在因素使它日趋繁荣、经久不衰呢？主要环节和特点又是什么呢？根据现有历史资料，就这个问题综合概述如下。
1.药行荟萃，购销方便
全盛时期的安国县城，经营药材的店堂商号鳞次栉比。药材店堂有生药行、熟药行、片子棚、成药行等。经营方法比较灵活，有批发、零售、代售、委托等。这就为各地药商购销药物创造了极为方便的条件。据历史资料记载，清末民初，安国县城有瑞兴永、德兴永、永和堂、颐合堂、万盛魁、荣庆合等药行商号500余家。
2. 帮货充斥，药物齐全
所谓帮货，即十三帮客商运到安国销售的药材。这些帮货来自各药材产地，品种地道齐全，国外一些名贵药材多是通过各帮运到安国销售。这不仅使各地药商想购什么有什么，而且也便于竞争，活跃市场。帮货越多，越能吸引客商，这是安国药市不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庙会期间，整个药材市场几乎被帮货所充斥。清末民初，到安国的十三帮客户有1600余家，每届庙会，帮货成交额都在3000万元以上，占总成交额的60%。黄芪最高销量曾达150余万斤，当归达160余万斤，草决明、麻黄等销往日本，有多少，销多少。每年十三帮输入药材总量4800余万斤，输出药材总量3200余万斤。
3. 经纪人员恪守信誉
随着药市的发展，一支庞大的经纪队伍逐渐形成，成为药市繁荣的枢纽。经纪人，即买卖成交的介绍人，市场通称为“经手”。全盛期，药市经纪人最多曾达到2000余人。这些经纪人是药材市场的信息情报员，也是药材鉴别员。他们懂行情、识货色、辨真伪，都是药市的行家里手，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手摸、眼看、口尝、鼻闻，就能确定货物的真伪优劣，是否适销对路等。他们讲求信用，有约必行，成交公正。多少年来，一直被各地药商所称道。
4. 比较发达的金融活动
安国药市之所以不断发展，其特殊的金融活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安国药业最盛时期，有大小钱庄、银号100多家，其中较大的有30多家，各家资本均不下二三十万元，小型的也有资本四五万元。安国钱庄银号数量之多，资金之雄厚，在全国县级中是少见的。安国钱庄、银号的汇兑活动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县份的特点，就是可以不通过天津等重要城市而直接与各地通汇，而当时定县土布贸易中的款项汇兑就必须通过天津，两相对比，安国的方式无疑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5.直接、间接为药市服务的行业较齐全。这些行业包括：
（1）行栈下处：是客商的住所和存放货物的场地。客商吃住或货物占用场地全由货栈供应，不另收费，在买卖成交后收2%佣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通济元、义盛合、裕享盛被称为“三大行栈下处”。
（2）药市工人：在药材市场服务的工人按业务性质分为三种。一是打包工，药材成交后，为便于运输，先要进行打包。打包工人分为专班、散班和成班。专班一般为三五人的小组织，专门给固定商户做包活；散班人数略多，一般七八个人，专做零星活，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不固定。用散班工人打包的多是客户拆货家、批发家；成班人数较多，一般十几人，他们对于拆货、品种、销路、分量、装潢及如何拼凑成包等技术较熟练。专班、散班和成班都是按件计酬，成班工资较高。二是搬运工，做短途搬运工作，药商只要在街头、巷尾、药摊喊一声“杆来”，谁都可以去抬。庙会期间，做此活的很多，有上千人，收费按重量计。三是车行运输工，是专为药商运输的车行工人。当时有王家车行，专运关东帮的货品；张家车行，专运禹州帮的货品；李家车行，专运汉口货品。自铁路建成后，车行变为运输行，运输行在各地设运输站，负责把货物安全运达指定地点，保证所运货品不受损失。
（3）包装业：是专营包装用品的行业，主要经营绳、篓、包等，这是包装药材不可缺少的用品。经营此业的店铺及时把货品供给各行栈、药店，为方便顾客，到庙会结束时方结算货款。
（4）饮食服务业： 安国城内，为客商服务的杂货店、茶馆、饭馆、浴池、旅店等服务行业齐全，而且服务周到，待客热情，很受外地客商称道。当时由于各地客商云集，城关有半数居民出租房屋，依靠房租为生计。租价则由主客双方商定或由客方酌付。有的连日用家具等物都提供客商使用，不另收费。
（5）娱乐活动：每逢庙期，安国城内娱乐活动很多。一是看戏。 各帮于会期轮流演戏三天，以示庆祝。在演戏日，各帮在戏台前悬灯结彩，争奇斗胜，以京通卫帮最为豪华富丽。二是听大鼓书。每届庙会，茶馆、广场都有说书场，每夜七点开始至十一点结束。三是马戏杂耍。民间艺人、马戏班子都来庙会设摊，既装点了庙会盛况，又增加了娱乐项目。
6.市场管理较为妥善
随着药市发展应运而生的管理机构“安客堂”，是由安国富户绅士组成的群众性管理组织。它在当地有很高的权威，甚至官方也受其影响。它的任务是解决客商纠纷，代管经纪人员，只有实在不能解决的问题才送交官方。堂内设有标准称，专门解决因称量而发生的争执。货款纠纷也由“安客堂”调解，如买客不能偿还货款，“安客堂”有权变卖经纪人的产业，照数偿还卖主，如果经纪人业不抵债，则由“安客堂”筹垫。经纪人如有吃称吃价等作弊行为，“安客堂”可给予处罚。“安客堂”的历届主持多由崔、卜两大富户担任。到1915年“安客堂”改组为“安国县商会”，实行选举制，规定会长副会长任期二年。随着工商业和对外贺易的发展，1932年3月，依照1930年8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商会法》，安国县商会由会长制改为委员制。商会的任务比“安客堂”增多，除负责排解纠纷外，还负有维持药市治安的任务。药市管理组织日臻完善，保证了药市的持续繁荣和药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在京汉、津浦两铁路通车前，安国水、陆交通也是比较方便的，不仅有南北官道贯穿县境，而且有潴龙河、沙河、磁河水运之便，顺流可直达天津，转运营口、广州、香港等地。这也是安国成为全国药材集散中心、药材商业逐步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周汶，曾任中共安国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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